最新發布的《BRC全球標準-食品安全》第八版新增了一個要求：

在眾多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標準中，明確提出要進行食品安全文化建設的，BRC標準屬首創。我認為提出這個要求非常有必要，也非常及時。

首先我們來談談這個必要性。

西方的科學管理，教會我們如何建立規范的制度和流程，期望通過執行這些制度和流程實現管理目的，這是基于“企業是理性的實體”的一種假設。但通過實際觀察，我們發現員工并非都能按照企業所期望的要求行事，哪怕規范要求寫得再具體再明確,還是會有不按規范作業的情況,最終導致食品安全問題或質量問題。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企業是人的機構，無論是高層管理者、普通管理者，還是員工，他們首先都是人，是人就有“翻譯”的功能——基于自身的經歷、觀念和企業內共享假設對同樣的信息做出不同的解釋，所以不同企業內的人對同樣的規范要求會做出不同的反應。如在食品安全領域，我們都知道清潔屬于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要忙于生產而忘了清潔；但如果在生產部內已形成這樣的認知：領導關注生產效率大于一切，或清潔對食品安全影響沒那么大，則清潔規范難于有效實施。我們把這種群體共享的假設和認知定義為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具有某種解釋力，可以解釋我們的合理或不合理的行為；文化也具有驅動力，推動我們超著什么方向前進或努力，而不是制度或流程本身。說白了，我們要關注流程的同時，也要關注人。

不少企業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有效性存在問題，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常把這個問題歸結于：領導重視不足，員工執行不力。其實這屬于表層原因，細究起來，這跟企業內“弱”食品安全文化有關。“弱”食品安全文化，意味著企業內沒有正確認清食品安全的價值（對企業而言或對社會而言），沒有科學掌握食品安全風險產生的機理，抑或存在僥幸的心理，最終影響人的判斷和行為。在這種“弱”文化背景下，不管企業借鑒多少外部的管理實踐，建立多少管理體系，都難以避免食品安全方面的問題和麻煩。解決問題既要依靠科學的管理工具，但同時也要考慮人的因素，是人在推動管理的進步，而文化則影響著我們做事的態度和方式。此外，文化對我們的控制要多過我們對文化的控制，文化讓我們對要求的解讀和反應變得一致，讓我們的行為方式變得可預測。如果我們想要食品安全管理更加有效，就必須理解文化在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弗蘭克·楊納斯的這句話更加直接：想要實現食品安全不僅要徹底理解食品科學，還需要將食品科學和行為科學有機結合，創造一個基于行為的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或者食品安全文化——而不僅僅只是一個食品安全程序。

其次，這個食品安全文化應該是什么？

上面解釋了食品安全文化為何至關重要，下面我嘗試回答食品安全文化是什么？

不同書籍對文化的定義有所差異，有的學者概括為文化是集體共享的觀念、信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也有的專家則直接把文化定義為是我們做事的方式。照這么說，食品安全文化則是食品企業內或食品鏈全產業內的食品人（具有共同職業特性的群體）在食品安全領域共享的觀念、思維方式和行動準則。或者按弗蘭克·楊納斯所說，食品安全文化是企業或者企業的員工如何解讀食品安全，是他們常規實踐和所展示的食品安全的行為。

這樣解釋，還是過于抽象。如果我們要創建一種食品安全文化，按照上述定義，我們還是不知道食品安全文化應包含什么，我們究竟要做什么？或許，我們可以學學埃德加·沙因教授的文化三層理論來解析食品安全文化。

埃德加·沙因則認為：理解企業文化內涵的一種更好方式就是，我們要意識到企業文化存在于不同的“層次上”，并且我們還必須更好地理解和管理那些較深層次的文化內容。這三個層次分別是：

今天我想借用埃德加·沙因的文化三層次理論來描繪食品安全文化的內涵，將食品安全文化呈現出一種多維度的結構，希望這種文化立體感便于我們去感知、評估或創建食品安全文化。

上述對食品安全文化的描述，僅僅是個人經驗結合三層次理論所做的一種嘗試，未必準確全面，畢竟文化要素太多，要全面呈現出來是很困難的。我只是希望借這個例子，讓大家對食品安全文化有個立體的感知：這三個層次是相互聯系的，有什么樣的深層假設，就提倡什么樣的價值觀念；提倡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會表現出什么樣的文化現象。我們不僅要看到現象，更要通過現象看清企業的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核（某種假設）。

文化有個性，也有共性。作為食品鏈中的企業，對食品安全的追求是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食品鏈的食品安全文化，我們把它稱為共享的“職業文化”，正如弗蘭克·楊納斯所說：它是適用于所有食品企業的“食品觀”。

第三，應該如何創建食品安全文化？

談完食品安全文化的重要性及內涵，接下來就要思考如何構建的問題了，這是屬于實踐性的問題，有挑戰性。

編輯：food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