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金豬年，豬的身價不斷攀升。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中，今年4月，豬肉價格同比上漲14.4％，推升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約0.31個百分點。

　　4月第三周，全國16?。ㄊ校┴i肉平均價格已超過每公斤20元，同比上漲46％。下半年，國內豬肉價格同比漲幅有可能超過70％，創歷史新高。

　　豬以稀為貴。自去年8月，爆發首例非洲豬瘟疫情以來，截至今年4月22日，全國共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29起，累計撲殺生豬102萬頭。今年一季度，全國生豬存欄（即處于飼養中）僅為3.7億頭，為1992年以來最低水平。目前，疫情在國內已趨緩，23個省份解除了疫情封鎖，但抗擊非洲豬瘟之路注定漫長。

　　生物安全的加碼

　　進入豬舍前，先要在豬場大門口，像給果樹噴農藥一樣歷經一道消毒液的“洗禮”，然后，從管理區到生產區，要途經消毒間這道屏障。換好防護服，在含有聚維酮碘的消毒間停留至少5分鐘之后，在豬舍門口，還要將雨靴浸入濃度為2％~5％的氫氧化鈉溶液中再次消毒。

　　這是距河南省駐馬店市區100多公里、位于新蔡縣磚店鎮的河南農多多農牧生態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占地30畝，養著近300頭種豬，1000多頭商品豬，規模不算大，但非常時期，一切必須謹慎。而讓郭秀山欣慰的是，豬還安好，便是晴天。

　　郭秀山是農多多的技術副總，2017年公司成立之初，他便加盟其中，此前，他在北京農業職業學院畜牧獸醫系任教多年。這里采用的是他力推的發酵床養豬模式，即在豬舍內用鋸末、稻殼、微生物菌種鋪就80厘米厚松軟的床墊，滿足豬喜歡拱翻的天性，同時，發酵床的微生物能及時將豬的糞尿分解，實現糞污零排放。

　　去年8月，遼寧沈陽發生全國首例非洲豬瘟疫情，此后，疫病在黑龍江、江蘇、浙江等地兇猛蔓延，到今年4月19日，海南省萬寧市和儋州市發出疫情通報，全國31個省份全部“淪陷”。5月10日，香港通報首現非洲豬瘟疫情，病豬來自廣東湛江某養豬場。

　　非洲豬瘟自1921年在非洲肯尼亞被人類首次記載以來，在62個國家肆虐，成為全球養豬業的“頭號殺手”。這種雙鏈DNA病毒結構復雜，能逃脫機體免疫系統的監視，而且病毒的潛伏期長達3周，至今還沒有有效疫苗。在被感染豬的糞便等污染物中，非洲豬瘟病毒能存活1個月，在腐敗的血液或冷鮮肉中可存活近4個月，在冰凍豬肉或肉制品中可以活數年至數十年。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教授陳煥春曾總結，非洲豬瘟病毒能通過泔水、豬精液、物料、蒼蠅、蜱甚至空氣近距離等10多種途徑傳播。唯一幸運的是，該病毒并不感染人，在60℃條件下，20分鐘可滅活病毒。

　　截至目前，世界上共有13個國家根除了疫情，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國際通行做法，即捕殺、消毒、無害化處理與提高養殖生物安全防護等。生物安全防護指的是為控制傳染源，阻止傳播途徑，提高易感動物的抗病能力，減少和清除病原微生物所采取的一系列規則和步驟。

　　在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看來，生物安全防護是防控疫病、降低疫病發生風險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措施。王立賢說，到國外參觀任何一個豬場，都要先洗澡，甚至至少隔離48小時才能進入，“在國外，這是一種常態化的做法”，但在國內，很多中小規模豬場“人流、物流都隨意進出”。

　　非洲豬瘟在國內爆發后，郭秀山迅速將豬場的防范措施加強。豬場大門前，設有深為10到15厘米的消毒池，內含氫氧化鈉，定期更換，用于車輛進入時輪胎的消毒。豬場內，工作人員被要求減少外出，一日三餐由外面做好后送入，每人各司其職，不準串舍。

　　對于每個生豬養殖戶來說，當下是生死存亡的時刻。同樣位于河南的養豬龍頭企業——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非洲豬瘟來襲后，對硬件設備、管理方式加碼升級。牧原集團品控經理周蘭蘭稱，為了減少人和車的傳播途徑，料車不再進入豬場，而是直接將飼料運到場外的集中料罐，料罐有連接到各個豬舍的管道，通過機械化操作，飼料直抵終端。此外，養殖場還新增了車輛洗消中心和洗澡間，增強人員、車輛的消毒、隔離，銷售區進行了分區，阻斷客戶與裝豬臺接觸，豬舍內增加了新風系統，過濾空氣，阻斷病原傳播。

　　中國畜牧獸醫學會養豬學分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王楚端認為，雖然非洲豬瘟屬于“新敵人”，但此次疫情橫行仍暴露出養殖戶平時衛生防疫做得不到位，對于生物安全的重視程度不夠。同時，由于國內民眾有喜歡吃“熱鮮肉”的消費習慣，即生豬屠宰后，即刻拉到市場上去賣，這就使得生豬屠宰、運輸過程中，會帶有病菌，此外，生豬的長途調運，也進一步加劇了疫情。周蘭蘭稱，非洲豬瘟對生豬養殖場的生物防護體系和管理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了行業準入門檻。

　　防疫關鍵在于養好豬

　　在現實語境中，疫病防控往往還有著更簡單直接的殺手锏——打疫苗與使用抗生素。

　　就疫苗而言，由于其更新的速度遠趕不上病毒變異的速度，如藍耳病等，因此，其產生的免疫力實際上會有局限性。另一個問題在于，很多小規模養殖戶因為專業技術水平、檢測條件所限，對于豬該打什么疫苗、怎么免疫并不清楚。“很大程度上是疫苗銷售人員給他們寫個免疫程序，但適不適合他的豬場，不一定。”王立賢說，相比之下，在國外，很多豬的常見病都通過小比例淘汰病豬的方式凈化掉了，因此，打疫苗的情況并不多。而國內某些豬病的陽性率還太高，淘汰會影響生產。

　　至于抗生素使用，在郭秀山的觀察中，國內很多豬場的豬從一降生就享有“藥罐子”的待遇，“從仔豬的飼料開始，就往里加預防性藥物，一感冒發燒，不問什么原因，就趕緊打針，一直用藥到出欄體重，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抗生素是用來治病的，治療用藥是沒錯的，但一定要對癥。”這是王立賢對于抗生素使用的態度。他將養殖中添加抗生素稱之為“做保健”，讓他納悶的是，“小孩一出生不提倡吃抗生素，為什么豬這樣？”“豬群周轉要保健、季節變換要保健，再加上定期保健，我們的豬比我們人類做的保健還要多。”在一份《養豬業的發展趨勢與我國的出路》的報告中，他曾這樣感嘆。

　　這么做的后果不僅浪費了藥物，增加病毒的耐性藥，還破壞了豬自身的防御免疫系統。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雖然非洲豬瘟本身來勢兇猛，但疫情肆虐也與國內豬群由于長期使用抗生素造成的自身抵抗力弱、一直處于亞健康狀態不無關系。更進一步，王楚端還稱，由于國內對抗生素管理不嚴，很多獸藥在休藥期（即動物從停止給藥到許可屠宰的間隔）仍被使用，造成藥物殘留，進而使得藥物隨著食品流向人們的餐桌。

　　世界范圍內，無抗生素養殖早已成為趨勢。1986年，瑞典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飼料添加劑，成為歐洲實施無抗飼養最早的國家。2000年，丹麥政府下令，所有動物，一律禁用一切含抗生素飼料，治療用抗生素依舊被允許，但有嚴格限制。無抗條件下，養殖戶通過延長小豬斷奶期、在飼料中使用益生菌等替代品、建造干凈通風的豬舍、自動化控制環境來維持豬群的健康。如今，丹麥一頭母豬年提供成活仔豬數（PSY）、肥豬數（MSY）在30頭上下，90％以上的產品出口至全球 120多個市場，被稱為“養豬王國”。2018年，農業農村部也發布了《獸用抗菌藥使用減量化行動試點工作方案》，方案稱，力爭用3年時間，減少使用抗菌藥類藥物飼料添加劑，獸用抗菌藥使用量實現“零增長”。

　　在南京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顏培實看來，無論是物理的消毒、隔離，還是依靠抗生素、疫苗的防護，更大程度是一種疲于奔命的工程防控，稱不上飼養的主流，“我們健康生產的口號提出多少年了，可很多企業到今天仍然沒有正視”。相比之下，“只有讓空氣清新，豬舍的溫度適宜，這才是我們真正健康生產的主體，這樣疫病也就得以控制了，因為動物是健康的，它的防病能力就強了。”顏培實說。

　　王立賢把飼料、水、空氣稱之為豬生長發育的最基本營養，將豬場環境看作豬生命質量最基礎、最重要的因素?，F有研究表明，高溫會使生長肥育豬的抵抗力明顯下降，體熱平衡被破壞，嚴重時可心力衰竭而死，低溫環境則會導致仔豬腹瀉等疾病的發病率明顯上升。豬舍相對濕度低于30％時，病源菌更易感染，豬易得呼吸系統疾病。當豬舍內的氨氣濃度過高時，會損傷豬呼吸道黏膜屏障的微結構，氨氣還可以作用于不同的免疫細胞，影響機體的免疫功能 。

　　世界范圍內，將給動物提供適宜的生存環境，滿足其活動、表達天性等自由稱為動物福利，這被證實有助于動物快樂、健康生長。這一概念在1960年代提出，是為了應對歐美國家集約化養殖出現的種種弊端，如今，這一理念在更廣范圍內應用。

　　在郭秀山的養豬場，通過微生物的發酵，能將豬糞污中本應散發的臭氣熏天的氨氣，以有氧呼吸的形式，轉變為一氧化二氮排出，使得豬舍內空氣質量良好。另外，相較于傳統的集約式養殖，發酵床的養殖密度較低，在63平方米的豬欄中，郭秀山會養18~20頭母豬，每頭母豬的活動空間能達到3米，這樣豬可以盡情放飛自我。在顏培實看來，發酵床養殖就是一種滿足動物福利的養殖方式。按照郭秀山的測算，這種模式下，每頭商品豬的藥費能較傳統養殖降低50％~75％，即從每頭80元降到20~40元。但這種技術，對飼養人員的要求也較高，一方面，要對發酵床及時翻動，避免糞污局部積聚，造成發酵床“死床”，引發病原菌滋生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豬只個體間的差異，對其要予以更精細的照顧。同時，鋸末等墊料來源也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2016年起，牧原集團也開始在10萬頭商品豬大軍中，采用福利產床、自動飼喂系統、給豬提供玩具等養殖方式。每頭豬的醫藥成本此后從87.64元下降至62.8元。

　　為了讓豬健康成長，互聯網大佬們同樣使出渾身解數。早在2009年，網易就投身養豬業，養的味央豬不剪牙、不斷尾、可以聽音樂，專享豬用馬桶；阿里巴巴2018年研發了一套名為“ET大腦”的人工智能系統，全面監測每頭豬每日的體重、進食及運動狀況；今年5月7日，京東也宣布入局，推出“豬臉識別”技術，能依據每頭豬不同的營養需求，精準控制飼料，令其身材完美，體態健康。

　　豬糧如何安天下？

　　在中國，“豬糧安天下”的說法自古有之。國內每年要出欄（達到屠宰重量）生豬達7億頭，占全球總出欄量一半以上，同時，中國也是豬肉消費大國，根據網易味央發布的《2018國人豬肉消費趨勢報告》，每人每年要吃掉近40公斤豬肉。在國民肉類消費中，豬肉占比能到62％。

　　但非洲豬瘟疫情無疑讓無肉不歡的局面受到影響。農業農村部稱，今年3月，生豬存欄環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母豬存欄環比下降2.3％，同比下降21％。下降幅度、速度之快，是近十年來出現的最大值。

　　存欄減少必然會帶來價格的上揚，像這樣因供給對豬肉價格產生影響的怪圈稱為豬周期。通常，豬周期三年到三年半一輪回，其間，疾病也會入局，進一步攪皺這一池春水。王楚端這樣描述三者的關系：當市場行情好時，養殖戶會蜂擁而上，買來豬群飼養，等達到出欄體重時，市場上的供給就會過剩，造成價格走低，這樣一來，養殖戶賺不到錢，對豬群的衛生防疫措施就會跟不上，于是，“行情一下來，疫情就起來”，抵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小規模農戶也會在過程中加速離場。

　　中國的養豬業中，小規模農戶依舊為主體。目前，每年出欄生豬中，有70％來源于規模為500頭母豬以下的小型生豬養殖場，5000頭母豬以上的豬場總出欄量不到1億頭。近年來，環保政策趨緊帶來的禁養區養殖戶的關停、產業集中度的變化或對生豬產業的價格邏輯產生著新的影響。

　　在顏培實看來，雖然豬周期顯現出的是市場價格的波動，但這也恰恰反映出一直以來國內生豬生產的無序性，導致豬肉“價高傷民、價賤傷農”，影響養殖戶補欄的積極性。相比之下，諸多歐美國家，每位養殖戶的飼養規模都會依據其周邊土地的糞污消納能力作出規定，實行種養結合，并且，國外的行業協會還會采取強有力的監管。

　　以丹麥為例，1公頃土地允許養5頭母豬，每個農場的飼養上限不得超過1500頭母豬，如果想要擴大規模，必須要有相關部門和機構對其環境效應評估后的許可。在丹麥，養豬還有著嚴格的準入制度：農場主不得向自己的子女無償贈送或遺贈農場，子女只能按市場價格購買，此舉旨在保證農場繼續由有志務農者來管理。想要成為農場主，要經過5年的專業課程訓練，獲得“綠色證書”，之后還要定期參加繼續教育，更新知識結構與管理技能。此外，丹麥還有著上百年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是農民參與其中的自助組織，能適時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打通生豬養殖、屠宰、銷售等各環節的利益分配。

　　中國養豬業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生產水平不高。2015年，養豬市場平均每頭母豬提供的商品豬為16.52頭，全程死亡率超過20％，遠低于養豬發達國家母豬年提供25頭以上商品豬的水平。

　　在王立賢看來，正是豬群的不健康，制約了其遺傳潛力的發揮。顏培實分析稱，是因為養豬戶過于追求高產而忽視母豬健康，結果事與愿違，“一些豬場把過去我們避開寒冷、避開最熱時節讓母豬生產的管理措施丟掉了，導致了仔豬過高的死亡率。”而且，母豬的產后護理也做得不到位，使其繁衍壓力過大，體況不能支撐。

　　此外，近些年，國內的養豬戶從國外引種后，自己沒有很明確的育種目標，形成了“引種—退化—再引種”的怪圈，“國外把我們的高產基因引到大白豬里去，我們還重新再引人家的種豬”。顏培實認為，這其中根本的癥結是，相比二三十年前，“我國現在下沉到畜牧生產中的專業技術人員越來越少”“很多大型企業都是生產技術上的矮子”，相應地，更多力量愿意投身到利潤豐厚的飼料及獸藥、疫苗以及產品加工環節中去。

　　生產能力的下降意味著培育更多的母豬，花費更多的成本。如果每頭母豬能提供18頭商品豬，就能少養母豬352萬頭，節約飼料410萬噸。但現實中，中國的生豬養殖成本比美國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歐盟多消耗飼料0.5千克左右。

　　在世界人口邁向90億的過程中，糧食危機的身影一直未曾遠離。有數據表明，每生產一公斤豬肉，大概需要五公斤谷物，每生產一公斤雞肉，需要兩公斤谷物。為節省糧食，不少業內人士認為，未來民眾可能更多消費的是雞肉。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潔曾撰文稱：豬肉產量占我國肉類產量的比重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90％以上下降到60％多。從發展趨勢看，“豬糧型”農業生產結構勢必向著多元結構轉換。今后的畜牧業將突出奶業、肉牛、肉羊業的發展。

　　王立賢說，以歐美的數據來看，每6到7年，豬場數量就會減少一半，但每個豬場養的數量卻在增加，中國也在經歷這樣的進程。未來一段時間，養三五千頭母豬的豬場會越來越多，同時，“公司+家庭農場”的方式也是被看好的養殖方式之一。也就是說，小散養殖戶要摒棄過去“小而全”的一條龍生產體系，可以與大公司簽訂合同，專門為其養商品豬，減小風險，更穩定地獲取利潤。王楚端認為，今后，養豬企業所要達到的是動物福利、生產效率、價格品質幾方面的平衡，在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的同時，防控好疾病、達到環保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