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家里上上下下十幾口人，只要能吃飽飯就滿足了。我兒子參加高考復習，每天在學校食堂買兩個饃饃，就著家里帶的蘿卜干咸菜就是一天的伙食。條件好的同學可以買上一份用土豆、白菜和五花肉熬的大鍋菜，令許多人羨慕。”談起改革開放40年來家鄉人民在飲食上的變化時，家住遼寧省盤錦市黑山縣，年近80歲的李奶奶充滿感慨地說道，現在一切都反過來了，人們平時大魚大肉吃得多，一到休息日就大老遠開車到農村，體驗農家樂，品嘗大鍋菜，還說農家菜安全、有機、健康，吃起來特別香。

　　2018年，是改革開放的第40個年頭。40年間，國人生活的變化日新月異，而其中最直接的一個方面就是“吃”。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食物的需求也開始從吃得飽、吃得好、吃得豐富，逐漸向追求安全、營養、健康轉變。

　　從當初的“九龍治水”到今天的整合管理，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經濟社會變遷和食品安全風險變化，我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經歷了一系列翻天履地的巨大變革。

　　監管體制三次改革

　　探索中國特色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1978年改革開放實施后，人們的收入水平逐漸提高，物質生活大大豐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食品進出口貿易產業快速發展，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逐步提高，食品安全政策議題也愈來愈受到重視。

　　200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明確在原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基礎上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食品安全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組織查處重大事故，同時還承擔保健食品審批許可職能。

　　可以說，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進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緊接著，國務院于2004年9月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按照一個監管環節由一個部門負責的原則，采取“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的方式，明確了食品安全監管的部門和職能。

　　根據該決定，“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管；質檢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管，將由衛生部門承擔的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衛生監管職責劃歸質檢部門；工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管；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管；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負責對食品的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依法組織查處重大事故等。”自此，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開始了以食品安全各監管職能部門為主體的多部門分段監管模式。

　　然而，食品工業聯結一二三產業，“碎片化”的監管因為力量分散，協調性不強。隨著“蘇丹紅1號”“三聚氰胺奶粉”等事件的發生，更加深入有效的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2013年3月，國務院機構改革對食品安全監管體制作出重大調整，成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改“分段監管”為“統一管理”，作為綜合監督管理藥品、醫療器械、化妝品、保健食品和餐飲環節食品安全的國務院直屬機構。至此，各級政府整合質監、工商、食藥監部門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和隊伍，相對集中監管，解決了“九龍治水”這一基本難題。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歷經多年的食品藥品監管體制改革再次迎來了新的變化。

　　方案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三方的職責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執法職責、商務部的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執法和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辦公室等職責整合，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這一改革后，存在多年的食藥監成為歷史?？紤]到藥品監管的特殊性，單獨組建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監管則進行資源整合，統一納入了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綜合管理中。

　　這標志著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食品監管體制經歷由分段監管到部門監管再到綜合監管的多次改革轉變，進入了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食品監管工作模式的新階段。

　　健全法制完善標準

　　從危機應對到風險預防的管理轉型

　　改革開放給我國食品產業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對當時階段尚不夠成熟健全的食品安全相關法律及標準形成挑戰。

　　2008年9月，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發生，引發消費者對國產奶粉的信任危機，也警醒了整個社會對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視。事件發生當月，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文廢止了《產品免于質量監督檢查管理辦法》。隨即，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在10月底三審食品安全法草案時做出確認，規定對食品不得實施免檢，同時增加了食品安全添加劑的嚴格規定。

　　而在此之前，我國食品衛生領域一直實行的是頒布于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其中對食品、食品添加劑、食品容器、包裝材料等方面的食品衛生標準和管理辦法等有所規定，但針對食品安全尚無專門的法律法規。

　　2009年2月，食品安全法正式頒布實施。由此，“從危機應對到風險預防”的食品安全治理理念開始受到廣泛關注，我國的食品安全工作逐漸開始向構筑以風險控制為基礎的食品安全監管和保障體系轉型。

　　2015年，被稱為“史上最嚴”的食品安全法修訂通過，在原有104條規定的基礎上新增50條，創新了信息公開、行刑銜接、風險交流、懲罰性賠償等監管手段。全國各地也隨之出臺了食品安全方面的地方法規，從此食品安全監管更加嚴格規范。

　　食品安全是“管”出來的，也是“產”出來的。要構筑起有效的食品安全保護屏障、捍衛百姓的餐桌安全，除了建立健全法律法規，也離不開食品安全標準的制定與完善。

　　2016年1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印發了《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提出在“十三五”期間進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工作體系，制定、修訂300項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在2017年的全國食品安全宣傳周主題日活動上，國家安全風險評估中心助理研究員張哲介紹，國家衛健委近年來著力構建以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風險評估為科學基礎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完成了5000項標準清理整合，補充制定修訂了一大批監管重點、產業發展急需的重金屬污染、有機污染物、嬰幼兒配方食品、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等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形成包括通用標準、產品標準、生產經營規范標準、檢驗方法標準四大類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體系。

　　可以說，我國正在一步步撕下標準缺失的標簽，讓食品安全“產”出來更加有據可依，有標準可循。

　　創新監管社會共治

　　構筑食品安全誠信體系

　　2012年，河北保定“油條哥”劉洪安火了。他堅持炸油條不用復炸油，并自備“驗油勺”供顧客隨時檢驗，雖然油條價格高出不少，客流卻不降反增。

　　如今，劉洪安當年的街邊小攤已發展成為經營著四家快餐店、一家面包坊、兩家食堂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的保定油條哥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堅持“誠信為本，良心經營”的食品企業廣受歡迎、越做越大，也反映出整個社會對食品安全的追求與重視越來越高，全社會通過創新監管方式參與共治的食品安全誠信體系正在建成。

　　2014年，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部署開展了國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創建行動，選取河北、山東、湖北和陜西作為試點省份，探索開展創建工作。

　　在首批國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之一的西安，自2015年開始建設起肉菜流通追溯服務體系。人們在超市和農貿市場買菜、買肉時，通過手機掃描商品標簽上的二維碼，便可查看食品生產的上游基地、批發市場及貨主、零售終端等相關信息。

　　過去幾年間，北京、上海、重慶等數十個城市都相繼建立起了肉菜流通追溯體系，推進“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程質量安全監管。

　　“食品行業不斷發展變化，安全管理也成為了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要保障食品安全需要政府、企業、行業協會和消費者的充分參與和貢獻，這樣才能提振消費信心，構筑中國食品安全的社會共治局面。”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時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新聞宣傳司司長顏江瑛曾說到。

　　2017年7月，福建省泉州市食藥監局一場“藍馬甲在行動”的網絡直播引發15萬人在線“圍觀”。直播中，食藥監檢測人員和市民志愿者共同在現場對食品進行隨機抽檢、快速檢測。這項監管行動持續至今，身穿標識“為民辦實事，食品安全檢測”等字樣“藍馬甲”的檢測人員每天都會穿梭在泉州轄區的主要農貿市場、食用農產品批發市場開展風險評價監測，并將監測結果通過市食藥監局微信公眾號“泉州食事藥聞”進行公示。

　　以“食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可以查詢到“食安開化”“食安菏澤”“禪城食安”等上百個相關微信公眾號，其中不少還開通了“追溯互動”等查詢、舉報功能，食品安全監管的公眾化已在全國各地成為常態。

　　社會“共治”，方能“共享”。近年來，食品安全的推進工作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某一部門、某一系統、某一領域，而成為涉及政府、企業及消費者等社會有關各方的全局大事，合力構筑起食品安全誠信體系，形成有序的社會共治新格局。

　　舌尖上的安全，直接關系13億多國人的民生。2001年：60.3％；2006年：77.9％；2017年：97.6%。這組跳躍的數字，代表著我國全國范圍內普查食品的抽查平均抽樣合格率的變化，也顯示了我國食品安全質量水平的穩步提高。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食品安全監管治理歷程，用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學校長孫寶國曾公開發表的致辭來說，“中國食品安全水平得到大力提升。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形成了新的食品安全標準體系，監管體系向統一監管轉變，食品安全監管信息化平臺建設取得成效，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能力顯著提升，食品安全源頭治理力度加大，食品安全社會共治機制有效運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和風險交流已有良好開局。”